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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岁月——秘密赴越作战的中国红卫兵(1)
高敏贵
  美国华盛顿 2003年7月

  北美东海岸的夏季是个多雨的季节。

  那一年,我来到了大洋彼岸的美利坚合众国参观访问。在华盛顿的那些天里,这座城市的街道和建筑物就一直笼罩在雨幕中,若隐若现。

  我有些担心我的参观行程,因为在华盛顿,有一个地方我是一定要去看看的,它甚至是我这次美国之行最重要的参观目的地。

  雨终于停了。

  位于华盛顿纪念碑和林肯纪念堂之间的国家大草坪,显现出了一派雨后的葱绿。我在寻找着一处美国著名的建筑物——越战纪念碑。

  身处国家大草坪,要找到越战纪念碑并不困难,只是,它截然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那些巍然高耸的柱状或塔状纪念碑。美国越战纪念碑几乎是建在地平线以下,显得十分“低调”,这与美国人一贯的行事高调的作风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我来到了纪念碑跟前。

  站在草坪上从远处望去,不经人特别介绍,也许参观者很难意识到眼前就是一座庞大的纪念碑。

  这是一座横躺在大地上的建筑物,若从空中俯瞰就像是一个颠倒的开口很大的字母“V”,或者像一本看了一半,书脊朝上放在绿呢桌上的书。

  沿着一块缓缓下陷的坡地行走,纪念碑显约15o度的大钝角向两边伸开,一边指向林肯纪念堂,一边指向华盛顿纪念碑。向两边延伸的百米墙面上,贴着像镜子般平滑的黑色大理石,上面镌刻着一排排密密麻麻的名字。

  一共有58132个名字。

  那是58132名参加越南战争而一去不复返的美国官兵的名字。

  那一个个曾经鲜活的生命,如今已成无数个美国家庭心中永远的创痛。

  据称,纪念碑的设计者解释过这个嵌入地下的纪念碑的设计意图,“地球被战争砍了一刀,留下了这个不能愈合的伤痕”。

  有人说,越战纪念碑的造型像一个反过来的“V”字,暗喻着美国在越战中的失败。

  也有人说,这是美国人的“哭墙”。数不尽的美国人来到这里,不仅仅是在阵亡军人名字的碑刻前掬上一捧泪,带走的还应该有深深的思索。

  从1961年5月美国派遣“特种部队”侵入南越开始,到1973年3月兵败撤出,美国在越南共投入近6O万兵力,死伤十几万人,更是给越南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越战也因此被美国人民称为“最肮脏的战争”,同时,也是美国政府承认的唯一的一次失败的战争。

  36年前,我曾经作为一名中国军人亲历过这场战争,我们是胜利者。

  此时此刻,我正以胜利者的姿态昂首挺胸地站在纪念碑前。

  起风了,大西洋吹来的季风掠过美国国家大草坪。在风中我微微地眯起了双眼,我的胸中狂涛般翻滚着,如暴风袭过的海面,久久不能平静。

  战争,它仅仅是人类相互屠戮的手段吗?人类在战争过后学会相互宽容了吗?

  在纪念碑前,有不少人在缓缓走动,双眼认真地看着墙面上刻着的名字,神情十分凝重。

  我特意留意了那些从纪念碑走过的孩子。他们顺着长长的黑色墙体,抚摸着一个个名字,眼睛怯怯地、纯净地,盛满着对历史的敬畏。他们无疑是幸福的一代,没有经历过战争,没见过当年越南丛林里飞机轰炸时的骨肉横飞,也听不到受害者撕心裂肺的哭喊,他们无从体会战争地狱般的残酷。

  想到这里,我的心在颤抖。

  36年前那一段峥嵘岁月又浮现在眼前,一张张战友的面孔,一幕幕在战火中拼杀的场景……

  青春的年华,满腔的热血,革命的豪情……那时的我们好年轻啊。

  雨,又开始从纪念碑上空浙浙沥沥地洒落,渐渐地越下越大,转眼就成了倾盆大雨。

  那一定是来自天堂的眼泪,那些战争中死难者的眼泪。

  雨水打在我的眼睛里,有些涩,眼前一片迷蒙……


  长征在边境线上
  中越边境地区 1966年12月至1967年1月

  “文化大革命”开始那年,我正在北京读书,是北京师范大学的一名大二学生。怀着对革命前辈的敬仰,期盼铸就生命的辉煌,一支又一支的红卫兵步行长征队组织了起来。在田野间,在山岗上,他们背着背包,举着红旗,捧着毛主席像镜框,奔向心驰神往的革命圣地井冈山、延安……

  那是个狂热的年代,也是个充满激情和革命理想主义的年代。

  当时,我们一批在京就读的广西籍大学生,在广西师范学院门前(现在的广西师范大学,位于桂林市内),校园内也组织了一支步行长征队,名为“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革命造反野战队”,有17人,全部是男生。其中,清华大学7人、中国科技大学2人、中国人民大学2人、北京师范大学2人、北京政法学院1人、北京铁道学院1人、北京农业机械学院1人、北京工业学院1人。

  我们计划先坐火车到南宁,然后步行,经上思、海渊、宁明、凭祥到龙州,沿着红八军走过的路,步行长征到井冈山。后来,有一些桂林市的女中学生知道了,也要求参加,和我们一起长征。我们抽出几个人,分别到这些女生的家里,去征求她们家长的意见。她们的父母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对自己的女儿能和我们一起去长征非常高兴。

  这样,我们这支队伍就一共有了27个人。

  我们选出这次活动的组织者为队长,他是一位清华电机系大四党员学生,还选了一位科大的学生为副队长。1O位女生中选出一位副队长,主要负责女生的事。

  上世纪6O年代中期,我们的南方邻国越南,那里的丛林中硝烟正浓。

  我们从各种新闻和宣传中得知,越南北方通过“胡志明小道”支援南越民族解放阵线解放南方,统一越南。在民族解放阵线的打击下,南越傀儡政府像走马灯似的改朝换代,新换上取代文官政府的阮文绍军人集团政权,也是风雨飘摇。美国约翰逊政府很头痛,便威胁北方,如不停止支援南越民族解放阵线,战争就要升级,将要轰炸北方。胡志明主席的态度很强硬:不管战争怎样升级,支援南方也绝不停止,这是越南自己的解放事业。假如美国轰炸北方,他就要请求国际支援。

  越美双方针尖对麦芒互不相让,战争不可避免地升级了。从1964年7月美国以“北部湾事件”为借口,开始出动飞机对越南北方的城市、工厂、铁路、港口等狂轰滥炸,实施所谓“滚雷行动”,胡志明主席请求中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给予支援。越南是我国“同志加兄弟”的友好邻邦,尽管约翰逊政府以核战争相威胁,企图阻止中国援越抗美,中国仍义无反顾地要履行国际主义义务。

  我们当时之所以选择途经中越边境的这样一条路线长征,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少长征队的队员想到凭祥时,找个机会去越南,参加“援越抗美”,当一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我也是抱有这种想法的一个青年人。

  1965年6月9日,我国政府出兵越南“援越抗美”。但是,毕竟美国飞机没有越境轰炸中国,中国没有理由对美宣战,向世界宣告“援越抗美”。美国当然也知道中国是一定会出兵越南的,但是它更不愿向中国宣战:一个越南南方就已将它搞得焦头烂额,国内反对越战的呼声是一浪高过一浪,它怎敢再向中国宣战?

  因此,中国的“援越抗美”就成了一场中美之间心照不宣的战争。尽管当时的报刊、电台对中国“援越抗美”无只言片语的报道,只报道越南北方军队击落多少架美国飞机。但是我们知道,这些美国飞机大部份是被中国高炮击落的,我们有非常强烈的愿望要求参加中国高炮部队“援越抗美”。


  “偷越国境也是革命行动”

  1966年12月中旬,我们从桂林市坐火车到达南宁市,稍事准备后,连1967年的元旦都等不及过,12月29日我们就出发了。

  我们的第一个目的地是上思县。那里有十万大山,电影《英雄虎胆》中的剿匪英雄曾泰,就是在这里建功立业的。怀着对英雄的崇拜,我们要去十万大山走走。在上思县待了5天,我们又继续往前行。

  快到宁明县城时,我们已经感受到了强烈的战争气氛。

  公路上,拉着解放军战士、高炮、军用物资的军车络绎不绝,离公路不远两旁的田野里,单、双管“37炮”昂首向天,严阵以待。

  我们都很兴奋,个个精神抖擞,前边举队旗和捧毛主席像的队员昂首挺胸,我们在队长的指挥下,齐声高唱:“说打就打,晦!说干就干。练一练手中枪,刺刀手榴弹……”唱了歌又喊:“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致敬!”听到我们的歌声和口号声,炮兵们从帐篷中跑出来看我们,给我们鼓掌;过往军车上的战士,也一边喊着“红卫兵、红卫兵”,一边向我们鼓掌、招手致意。他们可能有点意外,因为当时规定,大串联只到南宁市为止,这里从来没有来过北京的“红卫兵”。

  过了宁明县,才走了半天多就到了凭祥市,这天是1967年1月13日。我们每个人都很兴奋,历时半个月,行程数百里,终于到达了有可能去越南参加“援越抗美”的凭祥市了。

  这是一个风光秀丽气候宜人的南方小城市,四周群山环绕,一条小河从城边流过,小河两边长着翠竹和芭蕉树。这个时节,在北方已是“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了,而这里却是流水潺潺,草木青青。

  凭祥市大约也就是五六万人口,一条不太宽的主要街道横贯市区。沿着这条街道,我们来到凭祥中学,住在凭祥中学的一间教室里。跟往常一样,一头睡男生,一头睡女生,中间用塑料布隔开。第二天早上,吃过早餐,大家就三三两两地出去逛街了。凭祥市虽与越南仅一关之隔,但市区内反而没有多少战争的气氛,很少见军人和军车在市区内来往,商店照常营业,市面平静,市民生活正常。

  清华的一位同学和北工院一位同学,他们两人没去逛街,而是一同去邮电局发电报。他俩的行踪被一位机灵的桂林女生发觉,她也悄悄地跟去了。

  到了邮电局,清华的同学填写好电报单递给邮电局的一位女同志,这位女同志一看,电报是发给周恩来总理的。电文的意思是(现已记不清原文):敬爱的总理,我们是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革命造反野战队,27人,我们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要求援越抗美,做国际主义战士,请您批准。

  这位女同志看完,将电报单退还给清华的同学,说:“你们发这个电报没用,你们以为不管是谁往国务院发个电报总理都能看到?不可能的!我劝你们不要白花这些钱了。”这位清华同学拿着电报沉思了一会,拿起笔在电报单上加了几个数字,再递给这位女同志,说:“请您按照我写的加密发报,总理就一定能收到了”

  这位女同志看到加写的密码,面带惊讶地看了一眼清华的同学,尽管她不知道对面这两个年轻人是什么人,但出于职业的认识,她没再说什么就给发出去了。

  这位清华同学的密码又是从哪儿得到的呢?是“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蒯司令”给的,“蒯司令”也是清华学生,名叫蒯大富。这位清华的同学和队长在从北京出来前,找到“蒯司令”,要求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革命造反野战队”的名称去广西串联、长征,“蒯司令”同意,并且给了这个密码。他说:这密码是总理的联络员给他的,总理需要尽快地了解全国各地运动中突发的重大事件以便及时处理,广西如果发生了这样的事件,你们就直接给总理加密发电报。但是,在平时一般情况下,不要随便用它。

  本来队长交代这两位去发送电报的同学要保密,暂时不要让大家知道,怕事情办不成,反而引起思想混乱,结果既不能参加援越抗美,又不能继续长征。没想到,这事却让跟去的这位女同学给捅出来了,当天大家就都知道了,纷纷向队长求证。队长只好召开全队会议,向大家宣布了此事,并要求大家耐心等待总理的回电。

  开始时我们很有信心,认为总理一定会支持我们的革命行动,会批准我们参加援越抗美。我们一边等回电,一边到工厂、街市去宣讲“十六条”,接待来访的工人、市民。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回电却杳无音讯,我们的信心一天天在丧失。这时,野战队里已有人在策划,要采取“革命行动”。

  我们的计划很幼稚,也很单纯。就是带上我们的学生证和红卫兵证偷越国境,到河内去找中国大任使馆,要求参加中国高炮部队援越抗美。

  我当时想:“总理日理万机,哪能顾得上我们这样的小事?等也是白等。偷越国境要看是为了什么?只目的是高尚的,为达目的就可以不择手段。为了援越抗美,为了世界革命,偷越国国境也是革命行动!”

  于是在一天上午,我和6名男生瞒着其他同学,颇费了一番周折,悄悄地翻山越岭,进入越南的同登。

  没想到,最终的结果却让人沮丧到了极点。我们被越方的边防人员滞留下来,并通知中国的部队来领人,将我们遣送回国。

  当时我们还非常有情绪,不愿回国。那位代表中方来接收我们的解放军军官为此训了我们一通:“你们这些大学生真是胡来!我们入越前专门组织学习了好长时间,包括学习外事纪律。为什么要这样?这是尊重人家的国家主权。你们倒好,想来,就自己跑过来了,这是对人家国家主权的蔑视!你们知道吗?”

  不过,后来那位军官还是向我们转达:越南的同志说,对你们这样越境的方式他们不能接受,但对你们支持他们抗击美帝、统一祖国的正义事业表示感谢。

  见我们7人被遣送回来,大家对参加援越抗美已不抱多大希望。

  长征队里人心已有些浮动,有的人想返校,有的人想回家了。我原来参加野战队长征,主要目的就是想到达凭祥市时,找个机会去越南参加中国高炮部队援越抗美。现在看来是没有希望了,还不返校干吗呢?

  晚上全队开会,总结前一时期活动的情况,讨论今后何去何从。会上争论得很激烈,长征队面临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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