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那次似乎还是发生在昨天的战争，我觉得自己有一种使命感。
作为一个干部，一个党员，哪能说我不去呢？这样就太算不上是一个军人了。
我对团长闹情绪，并不是说我不想参战，因为我并不知道那次调我离开战旗歌舞团是因为迫在眉睫的战争，以为是耍我，这不公平。
但当一切都清楚时，我又感到惭愧，感到对不起那些战友。我闹情绪会给团里、处里留下什么印象，一下就象见不得人似的羞愧难当。
团里派了一辆吉普，把我和黄颂明、杨笑影昼夜兼程地送到了碱阳，和部队会合，接着又把我分到了师政治部，最后到了前线。
前线，这个词在我头脑中从来就是陌生而又新鲜的。它与流血，与英雄，与崇高的荣誉有关。敌人在前线上，而荣誉更在前线上。
战争是冲突、对立，是你死我活。战争就意味着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征服，它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作为一个忠诚于自己父母、国家、土地的军人，在需要的时候走上前线是绝对应该的。
直到现在，我每天为几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的生意忙得团团转时，仍然是这样认为的。
前线似乎没有恐怖，没有更多的死亡气息，也没有那些在和平时期的关于“怕死或者不怕死”的争论，仿佛没有那些精神负担。
发了一支手枪和防毒面具，一套战斗服（不是那种电影上演的迷彩服，这种战斗服是布质的，挺厚。）我带着竹板，对自己说：这就是你的武器，你也许会用这东西杀人。
前线的弟兄们一见我，都很高兴，说：“勒干事又回来了。”
大家喜气洋洋，我也感到特别愉快，就说：
“老黄呀，这次打仗回不来了，你老婆怎么办呀，给我得了。”
那真象是一次采访。
到了昆明，听说了一些事情，这些零碎的材料使我激动，可激动我也写不出来。
但在我脑子里，留下了那些普通人的身影，他们的所作所为也许很平常，但恰恰反映出一个民族的形象。有许多干部，突然接到参战的命令，还来不及与家里告别一下，就踏上了那次当时感到很愉快，而其实是通向危险和死亡的道路。甚至于车子路过家门口，都没有来得及进去与亲人告别一下。甚至妻子就在家门口，都无法与这些神色中充满疑惑的女人们告别一声。
我永远忘不了那些站在路旁观看车队的女人们的目光，那里有疑问、担忧和无奈。
参战者本身似乎还是轻松的，而在他们的母亲和妻子的眼睛里却留下了大量的死亡的阴影和气息。
《再见吧，妈妈》是一首激昂的歌，而对她们来说，这歌里充满忧伤。她们默默地站在公路两旁，眼里的泪水构成了一首由女声组成的混声合唱，曲调压抑而悲壮。
她们是一群南方的女性，而我感到她们与我的母亲一样是我的亲人，是我的姐妹。我不希望看见她们的眼泪，我真的不希望。
我们有时从女人的眼泪中，可以看见他们面前的男人，可以看见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兴与亡。
国家那么穷，改革开放的建设才刚刚开始，为什么又要打仗呢？以后许多人问过这个问题。可是，如果不打，让另一个民族老是欺负你，那么我们这个大国，这个“东方的巨人”又何谈什么强盛，又从哪儿寻找到一点儿尊严？还有什么安定可言，又有怎么维持平安与建设？
过多的思考是没有用的，行动就是了。
我记得那个科长，他曾是《解放军报》的记者，以后在云南。他就是过家门而不入的人之一，他为什么非要作出这样的选择呢？
面对子弹，每个人的机会也是均等的。不会因为他是科长，曾经写过漂亮的文章就格外地照顾，他也有去另一个世界的可能。
那天，他妻子就站在门口，他看见了，然而他随着轰轰隆隆的车队一起过去了，不知他的妻子看见他了没有，反正他看见了她，那个为他生过孩子的，有过许多恩爱的女人。
据说，他那天没有流泪，他深情地望着那个属于他的女人，还有意识地与其他战友开开玩笑，我知道他是为了打岔，在最忧伤的时候，幽默就是人类温存的母亲。
那个科长在微笑着，他的眼神始终没有与妻子碰在一起，在那一瞬间他们无法相遇，然而他的微笑却灿烂地闪现在阳光下，似乎有着无穷无尽的意义。
我对这个宣传科科长充满了敬佩。好奇心中对他的尊重增加了许多，还听说了我们侦察连有个班长刚回家结婚一夜，就被通知到四川报到，后来上前线又路过他结婚的地方，跟新婚的妻子却来不及说话。另有一些没来得及结婚就分离了，还有的看望父母亲还没到家，或者刚到家，电报就已到了家中。军人的特性，军人的特殊的职责，在这个时候，表现得淋漓尽致。尽管我也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中国的军队恰恰就是由这些不知名的人所组成的。
从昆明下了火车，没有停歇，乘上汽车，感受着大车队的行进，车上罩着伪装网，各种炮、枪、钢盔、坦克，战争气氛真浓啊！
昆明人的脸上，都是我妈我爸看我的那种眼神，那种真心的欢迎……
我们在一个学校里吃饭，有个老太太是一个矮脚婆，要绕一个弯子才能进她家的院子。她让儿子，或是孙子，把她举起来骑在墙上，跟我们说：“给你们泡菜，吃点泡菜吧？”我们都围上去把泡菜接下来，如果兵和老百姓的关系是这种关系，无论这个仗怎么打，都会胜利，因为我们拿到的不仅是泡菜。
毛主席是举世无双的，我再次认识到这一点：人民战争，我们党的伟大创造！我在那一刹那感受到了这个，我们根本不可能失败。
这是我现在总结出来的，不是当时想出来的，当时感到很轻松，如果理解不了蒋介石为什么败了的话，亲身体验一次人民战争，就非常理解了。
在昆明出发的路上，我不知那车上拉的叫什么，后来我知道那叫导弹，一个大架子，架出一个很长很长的东西，一路上见了不少，后来我才知道那是短程导弹和中程导弹，还有洲际导弹。据说（这都是编的笑话了）我们通报了联合国，他打我们的昆明，我们将用导弹，甚至是核武器打他的河内。他打我们的开远，我们打他的凉山。
我们西线是三个集团军，东线是六个集团军，一共是九个集团军。加上各兵种联合作战，80万大军。在这时我们也听说，我们的舰队过台湾海峡时，国民党国防部报告蒋经国：中共海军舰队，要过台湾海峡，到达南沙、西沙。蒋经国说：西沙战事紧，马上就放行。这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舰队第一次顺利地通过了台湾海峡。
我们在开远住了下来。我的任务是开始组织前线广播。我给司令部打了个报告，要求给我儿个女兵。有个陈庆安副主任是河南人，恰恰兰琳、李燕也是河南人。我说：她们放在团里头，太危险，战争应该是男人的事，加上我们的广播，也需要女兵，一个人弄不了。这样，就把兰琳、李燕、何荣几个女兵一块调到了师政治部，由我来管理。那些天放的电影是《黄继光》、《董存瑞》，我们的政治思想工作确实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从前几个月就开始了，放电影前放幻灯，我亲自解说：越军在河口，把我们的边民打死。等等，放电影之前还要跟大伙说一段，给大家带来笑声。
那几个女兵都是原来我文工队的几个队员，她们睡在一个四面杂草丛生、树技掩映的屋中，过去不太注意她们，可不知为什么，到了前线竟觉得她们挺可怜，这么小的年纪就来到了前线。她们正处在打扮得花技招展去看戏，买衣服，谈情说爱并在男人怀里撒娇的年龄，而却来到了前线。
对面就是那些她们并不认识，也从未见过面的敌人，这些人随时都有可能杀死她们。
我有些替她们可惜，这些本该只有男人的地方，却让她们来了。《战争让女人走开》，她们却来了，战争与女人无关，她们却走在前线。
我感到不放心，说：“晚上一旦有情况，就喊我一声，我就住在你们旁边。”
她们说：“队长，好呵，我们喊你！”
我又说：“你们的枪子弹已经上瞠了，有情况就拿起来，但睡梦中可不能乱扣板机。”
她们听我说这话，就笑起来，仿佛是在谈论一件挺好玩的事。我又想：如果大意了，她们晚上再拿起来乱扣，打死人了怎么办。我就去找了七、八个脸盆，一个一个摆在床边。脸盆一响，她们就马上会乱叫，我立刻就到。我说你们出去解手要结伴而行，不要随便走动。每天晚上我就都提上十来个脸盆，从里到外，一直摆到门口。那时候，越军特工队，抓住我们的兵员，朝着手心就是一刀子，然后穿上铁丝，装上麻袋，扛上就走，情景非常残酷。虽然我们晚上都有口令，但士兵一般都不出去，为什么呢？因为口令答不上来，“砰”就是一枪。有一个笑话，放映队的小谭，广东人，说话是广东口音，他说：“我不怕，我要出去，我不在屋里解手，我要出去。”他个子挺矮，出去尿泡尿回来时，岗哨一拉枪拴：“口令！”他说：“什么口令？”那边说：“我打死你！”他还说：“不要打，不要打，我是小谭，电影队小谭，”兵说：“不管你是什么。”广东人说话有点象越南人，要不是小谭拿电筒照着自己的脸说：“你看我是小谭。”哨兵看清了，放下了枪，小潭就丧命了。
战场上笑话很多，我也亲身经历了一件“悬”事，是因为玩枪。
我们住的屋子是竹屋，门也是竹皮门，墙也是竹皮子墙，这种屋子很不结实，如果特工队来，一脚就能踢开。我们的侦察兵经常过去，他们的特工队也经常过来，非常频繁。我当时自作聪明，把行军床放低，我想特工队一进来，肯定不会朝下打枪，一般都是横扫，那时，我拔下手枪，照他们脑门就是一下。
第二天上午，我就忘了我这枪里已经子弹上膛。大家开始玩枪。一般枪好不好，首先看枪膛，于是大家在一起比枪，我说我的枪管长，还亮。说这话时我没扣板机，要是手指头稍稍这么轻轻一动，脑袋就开花了。我摇着玩，还说，我这枪百发百中，这时也没扣，如果打了别人，判刑3年。然后我朝我的腿来回摇，这时保卫干事洪常春冲着我走过来了，他说：“你怎么这样玩，有没有子弹？”我说：“没有子弹。”就在他蹲下来，跟我说话的一刹，“叭”的一声巨响，枪走火了，从我的腿之间打到地下。当时我的血都凝固了。神经也凝固了。几个朋友赶快把大门一关，这要受处分的。打自己的脚，这叫自伤，畏缩不前，要判刑一年，打死人，故意伤人，照样判刑，总之不会有一个好结果。血凝固三分钟以后，大家都围上来抠那个子弹头，洪常春把枪一卸。这时候，有人进来了，“干什么呢你们这儿？”“没事，没事。”大家都给我打掩护，大家都跟没事一样，这事也就过去了。
十多年过去了，“轰隆隆而又庞大庄严的战争”已变得遥远、渺小、寂静，似乎是昨天晚上，许多人共同做的一个梦。
我发现自己已经能够超脱。
越是超脱地重温那次的战争，就越是对那些与大人物们有关的背景、材料、文件和档案中封存了多年的高级机密不感兴趣，相反，那些与自己有关的细节（这些细节在庄严、纷繁复杂的战争中几乎是微不足道，甚至是毫无意义的）却记忆犹新，在这些细节中，包含着“我”的因素一个“活人”的因素。
我发现即使是战争中，人也不完全是机器零件，他确实有血有汗，也有小聪明。
大家说渴得要命，这儿什么都没卖的，伙食费不收钱，烟都是拿了记帐，我也拿了烟抽。我以为不收钱，实际都记上了，我傻乎乎地充大方，拿了烟让大家抽，说：“抽，现在抽一根少一根。”结果，扣了我800多元烟钱。
我跟一个重庆知青关系非常好。有一天晚上，大家都觉得百般无聊的时候，在一起分析形势。我说：“我进行一次战前大活动。你们不是口渴吗？干燥吗？我来解决！”反正脑袋已经系在了裤腰袋上，不会再长出一个脑袋来。我对那个重庆知青说：“你路熟，负责找一个拖拉机。”我又对小潭说：“你是广东人，带上一架机枪，如果我们和越军接上了火，你就说广东话，他还以为是同伙的。为了弟兄们，我指挥，我们越过边界偷甘蔗。”然后找了个拖拉机，我悄悄地先把拖拉机开到村边上去，很顺利地就驾着拖拉机穿过了国境线。
我第一次踏上异国的土地，和在尼泊尔边境撒尿时的心情完全不同，紧张得要命，好象心突然凝固了。我让他们俩开始干，并告诉他们要割，不要砍，砍的声音太大。我站在拖拉机旁边，架起机枪，给他们掩护，砍了一车，拖拉机蹬不着了，这时我的心紧张极了，我说：“敌人马上就要来了，你们快点。三个人马上产生矛盾了，这个说不该来，那个说受骗了，而我又怪他们太笨，呵了几句后，我说：“推！”三个人马上就又开始推。这样，拖拉机又燃了。我们开着拖拉机不到天亮就悄悄回来了。我抱一捆，塞到我床底下，塞到那两个人床底下。到了下午，政治部开大会，我到团里去了，陈副主任在大会说：“有人违反纪律，要处分的，偷甘蔗，那甘蔗那么甜吗？我们不是有水吗？这人是要处分的，等我请示了栗副政委就收拾他！这还行？无法无天！无组织无纪律！还带着地方的人！！”
当时我没在，回来后，看见大家以异样的眼神看着我，都说糟了，你闯大祸了。可每个人都到我这儿吃甘蔗，吃得那么香甜。
栗副政委说：“就是甘蔗嘛，你也给我扛一捆。”我给他扛了一捆。“甘蔗嘛，这个东西违反纪律，要接受教训。”我对他说：“大会上迂批评我呢，陈副主任……。”他打断我说：“当然了，犯了错误就是要批评，还能表扬你？好了，好了，以后不要再犯这样的错误，”
我心里又有些踏实了，刚回到屋里，没想到陈副主任竟也来了。“小靳，你回来了？你干什么去了，你的甘蔗弄了多少，还有没有了，在哪儿？拿两个我尝尝怎么样？”他吃了，说：“这甘蔗真甜。”我说：“你都批评我了，还吃？”“批评归批评，吃归吃，我也是想吃。一会儿你叫们给我送几根，再不要给别人了……”
以后那甘蔗大家吃了很久，还拿出来接待客人。许多人说，吃了那甘蔗，比娶媳妇还舒服。在精神紧张时，对许多人的内心情绪有调整。
大家吃了很高兴，恰恰在那时李存葆来了，他在本上记下了这偷甘蔗的细节，我那时根本无法想象他会对这种事感兴趣，我以为他对于英雄的理解也和我当时一样幼稚呢。
他们谁都没受处分，他们中包括大大小小，老老少少，我一个人却受了处分。
处分的滋味不好受，但也不可怕。
甘蔗及枪走火事件最终影响了我立功受奖。我认为那不公平，当时就这样认为，现在仍然这么认为。
我跑遍了整个战区，我所领导的文工队员安然无恙，没有一个损伤，我们拿出自己的心去与士兵们相碰撞，他们之中有不少人在我们的宣传鼓动下，在我们声嘶力竭地穿透炮火的呼喊声下，微笑着死去。
能够使他们在生命垂死之时，仍然面带微笑，这或许是我的成功，甚至是一个牧师（中国军队没有牧师）的胜利，这更是我们部队政治工作的一次胜利。
为此，我已经竭尽全力了，然而我没有立功。从此，我就知道了有时仅仅竭尽全力是不够的，政治是个复杂的东西。它包含多种因素。
男人，世界是他的家；女人，家是她的世界。
然而，当我们这样一群面对战争的男人女人为了一个夺取胜利的目的去走向另外一个国度，走向另一个民族的山山水水之间时，我对于家的概念就逐渐变得模糊了。
战争将摧毁一切，其中包括“家”，也包括我们这些男人、女人们的肉体。
1979年2月16日，一个难忘的日子，从这天起，我们将真正离开家去走向另一块陌生的土地。
在这之前，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在“家”中进行的，要不为什么非要称“国家”呢？国家的“家”字是一个特别能说明问题的字眼，它清楚地告诉我们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家”都只能是那一片属于他的、与他血肉相联的、熟悉而又亲切的土地。
我们踏上那座浮桥越过了边境线，走向了越南。在那个零晨，天还不太亮，满天的信号弹，火光象。
在那一刻还没有特别异样的感觉，可是越往里边走，随着陌生的到来，恐惧也就悄悄地降临。
当然，这种恐惧并不直接与怕死有关，当时还想不到那么多，也来不及想，它仅仅是一种本能，一种降临于身体外在的感觉，就象是冬天的寒冷一样。
我们在2月15日每人领到了一付钢板鞋。这就意味着有陷井，里面有竹签，而在竹签上又有毒。这次面临的威胁不是存在于儿时读的越南人英勇抗击美帝的故事中，这些东西在这次是用来直接对付我们的。有陷井、有毒气、有地雷，这一切都在我们身旁，随时都会与我们之中的某一个人，或一些人遭遇。所以当我们下了浮桥走上土地的时候，心里不得不戒备起来。
传来了命令：“五米一个”，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必须保持五米，就是说万一有什么意外，也不要一次死一群，而是死一个。
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突然又会在前方红亮一片天，不知是村庄燃烧，还是又拿下一个阵地。
我紧张地走着，莫明其妙地老是被炊事班的桶碰着我的屁股。我说：
“别老碰我屁股，五米一个你不知道？”
他说：“我、我、我害怕。”
我说：“别害怕，一会就好了。”
他就又离我远点儿了。
那是一个迷茫的黑夜，一个陌生而又伴随着恐惧的伸手不见五指的日子，我们嗅着越南潮湿的气息，穿着钢板鞋，戴着防毒面具，在地雷随时都会被踏响的威胁之下，朝着前方，朝着深处、远处走去。
天渐渐亮了，一具具死尸，一张张扭曲而又变形的脸，一只只断腿，一个个血肉模糊的头，一声声挣扎的呻吟，一片片腐烂的臭气，这些都象电影镜头一样向我们涌来，只不过这次简直是太真实了，我深深地知道这不是在看电影，不是在看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而是在与弟兄们一起作战。
边境的山都是他妈的那种“恶山”，直上直下，峰狞而恐怖，看见那种山人就会产生一种绝望。山上长满了一人多高的茅草，看不见敌人的脸，看不见他们构筑的工事和明碉暗堡，走在这样的危险之中，仿佛灵魂都被交付出来等待着判决。
战争就是大破坏，就是毫无情面，就是刺刀见红，你死我活，就是没有调和，战争是一对矛盾体的高度爆发。
战争会撕破一切人的虚荣，撕破一切面纱，也会把和平时期人们之间的那些不关痛痒的矛盾荡涤得于干净净，使人们的所有注意力都朝向那片黑暗。
火箭弹在我的头上“涮涮”地扑天盖地，道路两旁丢满了碎纸片，乱七八糟的衣服、水壶、洋白面、罐头盒、踏弯了的庄稼，一道道的弹坑……
再往深里走，是泡在水里的死人、死狗、鸡、猪、牛，那人的尸体彼泡得膨涨起来，象是一个浮在水面的大胖子。
房子倒塌了，破落了，处处弥漫着烟雾和火药。战争的确是大破坏，没有象我们那样在里面走一遭，亲身去领略一下，就根本不可能知道什么是战争。
某种角度上讲，战争的定义就是罪恶。
但是，我们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人和人之间存在着争夺，那么罪恶不可避免，战争也就无法摆脱，这可能就是哲人们常说的人类的命运。
我们的行车途中，路过一条河，象这儿的每一条河一样，里面充满各类动物的死尸，有个男人全裸体地被泡在水里，又胖又肿大，很多人都感到可怕，我却还改不了那种说笑话的习惯：
“哎！那是不是你呀？”
那些女兵们捂着脸，说哎呀，哎呀，好坏呀！应该说这种幽默是悲惨的，在一片残酷的事物中能够保持幽默不能不说是性格的坚强，但残酷就是残酷，它不以幽默的意志为转移。
到了甘糖。看见商店，里边有件象保险柜一样的东西，其实是冰箱。但我们的士兵从没见过，仍以为是保险柜，就跑过去用枪托砸，场面很是热闹。
1979年我还不知道有那种样子的录音机，以前所用的都是大转盘，1978年时一位上边来的人演《钢铁战士》，带了一个盒式录音机，那磁带真精巧，那么小，就觉得这录音机与他的人一样伟大。
这次是在甘糖市的百货商店，那件小磁带芯挂满在柜台和零乱的物件上，我拿起磁带盒纳闷：烟盒吧，这儿为什么要两个小柱，怎么装烟，把带芯与盒联在一起，我才突然想起了那个从上边来的人与他那了不起的，从上边来的录音机。
我感到自己是第一个发现这道机密的，就开始吹牛：知道这是什么吗？是录音机，这不得了哇！
以后才知道越南连以上的军官都配备照像机、录音机、刮胡刀……比我们军队的待遇要高得多。
那时，我在一瞬间突然感到有种莫名的悲凉，我感到我们的国家“醒”得好晚呐，民族醒得好晚，而我们自己又多么缺少与外界先进事物的联系啊！
好愚昧呵！
就连穷困的越南都具有这些东西，而我们的士兵与我这种人一样，竟连他们都不如。我们的国门闭得真是太紧了。
所以，说到这儿，我真是由衷地对十一届三中全会表示敬意、感激。我感到邓小平这个人实在了不起，他能够看到国际大的态势，整个世界的发展趋势，而又深深地了解亿万中国人内在的渴望，毅然决然地打开国门，立志改革，把中国人推向富裕，他真是了不起。
看来没有领袖是不行的，领袖这个词无论在任何社会条件下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而人民又是离不开领袖的，当然，领袖同样也离不开人民。
战争使我醒了，也使我们的国家醒了。
我在那天，拾到了一个刮胡刀，当作自己的心爱之物，以后我又把他送给了我岳父，这个老军人也很喜欢。
的确，他们的连级干部就拥有这些，而我们的军师领导都没有，这难道仅仅是个待遇问题吗？
也就在那个时期，我们的国门缓慢地、小心翼翼地打开了，这也许是那次战争的最好礼品，中国终于走在了贫穷国家的最前头。
而且，战争不光唤醒了我们，也唤醒了越南。相关文章：电影《花环》中英雄靳开来的原型在狱中服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