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那目光充分显示出傲慢、敌意、挑衅，显示出不可侵犯的女性的庄严。

    西线九四一部队在境外作战期间，收容了十几名女俘虏，大多是十七八、二十来岁的年轻姑娘。领导上有些不放心，怕错抓了越南群众。一个个查对，全是持枪和我们叮叮咣咣顶着干的。经联络处个别做工作，有人讲出了一点情况，原来她们都是附近班通林场的青年冲锋队员。

    女俘要及时后送，为了管理上的方便，从机关抽调了几个女同志参加转送工作。总机班陶坷是其中的一个。连里是有意就便照顾小陶一下，连续几昼夜紧张的战斗生活，她身体已经显得有些不支。小陶急了，再三请求不要派她去。说也是的，女电话兵们又有谁愿意比班里同志提前离开前线呢？那怕只提前一天，以后谈论起来，自己说话都不是怎么硬梆。

    指导员耐心地动员说：“连用已经定了，再换谁也不好换，就你去吧。”

　　“好换不好换我管不着，反正我是不干！”小陶强硬得很。

    连长态度严肃地说：“你不去谁去，那些女冲锋队员里，还有你抓的一个哩！”

　　小陶说：“管抓还得管送吗？早知这样，我把她放了。”

　　讲是这么讲，小陶当然还是服从命令，去俘虏收容队报到了。

    十多名女冲锋队员，互相紧挽着胳膊，长长的一排，坐在被炮弹炸倒的—棵树干上。以前，她们彼此之间也许并不这么亲密。现在休戚与共，自然地结成了一个新的战斗集体。

　　我们部队里，有许多关于越南女冲锋队的传说，讲她们都是如何泼辣能干，如何不知道怕死，在最后关头，几个人抱作一团，拉响手榴弹集体自杀。知道“九四一”抓了女冲锋队员，路经这里的人，不免都要上前看看。一些人刚走，另—些人又围过来。女俘们觉得，这简直象在动物园，供穿流不息的人们观赏，她们认为是一种不能忍受的侮辱，故意昂起头，直视着围观的人。那目光充分显示出傲慢、敌意、挑衅，显示出不可侵犯的女性的庄严。

　　有一个受重伤的女俘，名叫范氏碧，是要单独用小汽车送往野战医院进行抢救的。陶坷来的时候，医生正弯下腰，再一次为她检查伤口。旁边一个小男孩，不过三、四岁，偎偎依依不离身。看那张十分相象的脸儿，就知道是她的儿子。这孩子似乎并不完全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大胆地望着中国军人。陶坷拿给孩子一块压缩饼干，他大口地吃起采，用一只腌臜的小手在下面接着碎渣渣。

　　陶坷通过翻译问那孩子：“小弟弟，你叫什么名字？”

　　“阿方!”

　　“阿方！你爸爸呢？”

　　“给中国人打死了。”

　　阿方的话显然是别人教的，爸爸是怎么死的，他并不清楚。

　　据当天参加搜山的同志讲，冲锋队两个班，躲在一个山洞里。仗着地形有利，易守难攻，坚持抵抗了很久。后来从悬崖顶上扔炸药包下去，炸垮了洞口，敌人才乱了阵脚。我们的翻译用半导体喇叭喊话，保证缴枪不杀，优待俘虏。又警告他们，再不出来要使用火焰喷射器了。等了一会儿，就见一男一女从硝烟弥漫的山洞里钻出来，女的背后还背了一个孩子，这就是范氏碧和她的丈夫。他们把枪高高举过头顶，表明是要缴械投降的。不想紧跟着又出来一个青年冲锋队员，端起自动步枪，从背后对着他们就是一个速射，夫妇两个应声倒下了。我们部队看到有人缴枪，停止了射击，洞里的敌人趁机冲出来，边打边分散逃跑。部队追上去，放倒了几个，其余的钻进丛林，再没有搜出来。

　　范氏碧头部中弹，踉跄几步栽倒了。她不顾自己，忙把孩子从背后解下来看，见阿方一脸的血，母亲几乎要晕过去了。再一看，那是她自己的血，孩子并没受伤。随即看见丈夫一头扎在乱石缝里，她扑过去，把丈夫抱起，拼命摇撼着，呼唤他的名字。又回头对儿子说：

　　“阿方！快呀，喊爸爸，快喊叫爸爸！”

　　仿佛妻子呼喊不应，别儿子来喊，就可以把人召唤回来。阿方连连喊着爸爸，哪里喊得应呢，他已经去远了。……

　　押送战俘的几辆车子，是夜间从舟桥上过的红河，俘虏们不知道他们已经离开了越南。当车子开进河口国营农场，他们看到山丘上葱葱茏茏的橡胶林，听见远处有火车汽笛叫，这才恍然大悟，到了中国。男俘们倒还好，女俘们车子上立时乱了起来，哭的哭，叫的叫，让她们下车，投一个肯下来。押送俘虏的战士气不过，讲了几句粗鲁的话。不想女俘里有人懂汉语，大声地翻译出来，这一下可不得了啦。都不干不净地骂起来，要中国兵开枪把她们打死。等大锅饭菜都抬出来了，她们还在坚持持，死活不下车。终于有一个女俘站出来对大家说：

　　“姐妹们听我讲，我们该吃还是要吃，该睡还是要睡、看看他们能把我们怎么样！”

　　她腾的一下先跳下了车。陶坷认出，这正是她俘获的那个女冲锋队员，名字叫阮氏丁香。

　　车上的人陆续下完了。路灯下看去，一个比一个神情紧张，警觉地向四处观察着。在国内上级告诉她们，中国人对越南的京族人特别仇恨，抓回去要拿来当作生物试验。究竟试验的是什么神秘的项目，是要在人身上注射一种烈性针药，随时记地反映；还是要一天三次抽取俘虏的血液，她们说法不一。照年龄说，她们应该有一定判断力的，由于从小就习惯了听信领导上的每一句话，这种判断力便退化了。

　　修配厂会议室里，用办公桌和乒乓球台拼成了一个大通铺，安排女俘们住。在分派铺位时，大家都争着往屋角上挤，谁也不敢睡在靠门口的地方。又是阮氏丁香出来说：

　　“不用害怕、你们只管睡好了。我坐在门口，有什么事，我一喊叫，姐妹们赶快起来。”

　　似乎有阮氏丁香坐在门口，当真就有了多大保障，大家立刻镇定下来，和衣睡下了。不过没有谁真正入睡的，都在注意倾听着门窗外面任何一点细微的响动。各自想象着，在必要的时候要怎样奋起反抗。用头去幢，用指甲抓，用牙齿咬，横竖拼出性命来就是。

　　临时为俘虏集凑了一些被褥，平均两三个人才能有一条。女俘里病号已经不少，怕再冻坏了她们，几个女同志就把自己的军毯送来给女俘们盖。别人得到军毯很欢喜，唯独阮氏丁香轻蔑地把脸背转过去，简直不屑于看一眼。

　　陶坷笑笑，对翻译说：

　　“你跟她讲，预报今天晚上有雨，不盖点东西睡不行。”

　　如果换了别人送军毯来，也许阮氏丁香不一定拒绝，偏偏是陶坷。她僵持了一阵，忽然按奈着气性对小陶说：

　　“要怎么样管教战俘，随你们的便。我只是要求一点，请你不要总是这样看着我笑。你不是在对一个人笑，不是对一个和你一样的女人笑，你这种笑我忍受不了。你得意了，你胜利了，你可以高兴，你可以永远引为骄傲。可是你必须明白，我是在越南的土地上被你俘虏的，所以我并不因此感到有什么可耻。”

　　陶坷强忍住，没有教训这个冲锋队员一顿，让她规规矩矩听着。她还是笑了笑，把军毯放在阮氏丁香身边走了。在这种情况下，多讲什么话也是无益的。

　　后半夜果然下起雨来，天阴冷阴冷。陶坷她们没有盖的，冻得躺不住，干脆起来，找了些木屑点起火来烤着。

　　那条军毯，阮氏丁香硬是没有盖，她抱着膝头一直坐到天亮。

                    二
为什么不珍视“东方美女之国”的光荣，偏要追求“世界第三军事强国”的地位呢？

　　到了西线战俘管理所，陶坷想赶快把工作交持完毕，就返回部队。领导上确定，参加转送俘虏的几个女同志熟悉情况，要求她们留下来帮助一段工作。

　　俘管所是借用地区的一个干部学校，进大门是一片宽阔的草坪，正而有礼堂。道路两旁的风尾树正在开花，火红火红的，从附近山包看下去，象是飘落在地上的一团团红云。一排和一排房屋之间种了葡萄，俘虏们总是坐在荫凉的葡萄架下打扑克，弹吉他，吹口琴。有人用彩色粉笔在墙上作画，装饰着自己中队出刊的墙报。草坪上正在练习跨栏和各种球类，马上要举行第一届战俘运动会了。女俘们喜爱跳竹竿舞，拍着巴掌，一跳就是好半天。这种舞蹈需要腿脚灵活，节奏感强，一步弄错，就会被竹竿夹坏了腿。

　　来访问的一位日本电视记者，一定进大门，不禁为之惊讶地说：

　　“住在风景如此优美的地方，生活如此愉快有趣，我倒很想试试作一名俘虏。”

　　如果说这些越南人，当真是无忧无虑，没有沦为异国战俘的那种难以解脱的内心痛苦，也不是实在话。尤其是女俘们，本来有说有笑的，一想起目前的处境，想起父母亲友，想想自已的乡里家屋，就哭起来。一个传染一个，有时整个宿舍里“呜呜呜”地集体大放悲声。不过，总不能老哭啊，既来之则安之。大家安静下来之后，也明白中国方面决不会久留他们，一俟双方开始谈判，就可以遣返回国，和亲人团聚。吃着外加补助的伙食，眼瞧着自己的体重往上长，着的什么急呢！

　　一天的日程中，唯一使他们不安和反感的是上课学习。他们背地里使用西方语言，说这是强制洗脑。要洗只管洗好了，作了俘虏，还有什么话说，上课倒也还能作到认真听讲。讨论会上，则往往没有人发言，一直捱到最后，有人出来说几句不着边际的话，就告散会。

　　阮氏丁香却与众不同，在中队讨论会上，她常常一连提很多问题，请主持学习的陶坷给予解答。哪里是在提问，她分明是以合法的提问形式在论证这样一点---中国军队在没有任何越南人邀请的情况下越过边界，无论如何是无法解释的。一些同志说，阮氏丁香算得上是女俘中最顽固的一个了。陶坷认为不见得，在她看来，克制不住要表示自己作为一个越南人对这场战争的看法，这是很自然的。倒是那些严守沉默的人，那些随时可以似是而非地附和你几句的人，思想最难通。果然不错，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阮氏丁香态度发生了重要变化。她开始明白，中越两国何以竞从“同志加兄第”弄到了兵戎相见的地步。中国是在数千里边疆的山水田野一再受到践踏，是在流血事件不断增长的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才对越南进行了这次有限度的军事惩罚。阮氏丁香和所有战俘一样，言语上是决不承认敌对方面这种说法的。但事实摆在那里，她不得不默默地接受下来。接受这一点，使这个越南女青年内心受到极大的震撼，使她失去了被俘以后一直保持着的表面的平静和自持力。她有好几天神情恍惚，如呆如痴，整夜整夜的翻腾，睡不着。仿佛是由于外因的刺激，原本在潜伏期的某种病症赶早发作了。几天过后，才象大病初愈，慢慢正常起来。

　　先前，阮氏丁香很难得和陶坷讲话的，见到小陶把脸一扭，全当没看见。现在不同了，有事无事总想找小陶搭讪几句。赶上翻译同志不在场，她们俩比比划划的，搞不清对方的意思，只好面对面地笑。这天，她们俩和女翻译员小陈一起，在葡萄架下闲聊起来。谈到她们在战场上的初遇，就象是在谈论着共同经历过的一桩什么逸闻趣事。

　　陶坷回忆说：“别人破坏电话线，剪断就是了。你鬼的很，选择放在稻田里的一节线，只是把绝缘皮剥开，钢丝在水里和大地接触，就短路了。不注盘查，线还是好好的，真不容易发现。”

　　阮氏丁香说：“你才鬼呢！钢盔遮到眉毛上面，活象一个威武的男子。如果一开始认出你也是一个女人，我不那么慌张，也就不会让树枝绊掉了自动步枪，给你得了去。”

　　“嗬！你够多凶啊！一看我不是男的，不要命的和我夺枪。”

　　“我没有想到，你力气那么大，一下把我推出十多步远。”

　　阮氏丁香不知道，在扭打中，陶坷曾经有机会腾出一只拳头猛击她的胸部，但小陶没有打出这一拳。女人胸部是致命处，经不住打的。小陶不提此事，只是说：

　　“我扔过去几张代言片，你假装在看，暗中抓起一把土，冲我眼睛撒过来。气坏了我，当时我可真想开枪了。”

　　阮氏丁香笑起来，她随后收住了笑容说：“我脑子里几次闪过这个念头---你要开枪了，枪声就要响了，可你到底还是没有开枪。我游泳不行的，在河里乱抓乱蹬，不让你靠近。你不管我，我也就完了。你拼命把我拖上了岸，在那种情况下，你完全可以扔下我不管的。”

　　“我能那样吗？”女电话兵说。

　　阮氏丁香十分真城地说，“你是一位军人，可以理解我的，我不应该庆幸自己没有在战斗中被汀死，也不能因为你不愿意开枪打死我，来感激你。不过，我应该替我妈妈向你表示谢意。妈妈没有别的亲人。只有我一个了。”

　　双方问起了年龄，小陶告诉说她二十一岁。阮氏丁香说：

　　“我比你整整大了四岁，可是成了你的俘虏。所以我没有资格作你的姐姐。”

　　小陈直接替陶坷问答说：“姐妹是论年龄的，她既然小你四岁，也就只剩下作妹妹的资格了。”

　　一些女俘也陆陆续续凑过来了。当中一个名字叫黄氏水的，最爱说笑，她搂抱住阮氏丁香的肩膀问陶坷：

　　“你觉得你俘虏来的这个越南姑娘怎么样，漂亮吗？”

　　“没说的。”小陶赞赏着。

　　黄氏水带着夸张的得意说：“你要知道，她是顺化人哩！”

　　另一个女俘何氏瑶跟着说明：“我们越南被外界称为‘东方美女之国’，主要就是仗着顺化地方。顺化女子是越南的骄傲。”

　　女俘中队大多数是河南宁省的人，只有阮氏丁香是南方顺化人。如果说顺化女子是越南的骄傲，也就不妨说，阮氏丁香是女俘队的骄傲。这个身材小巧的顺化姑娘，没有一般京族人颧骨显高和牙床突出的缺陷，却具有京族妇女外形上的一切长处。她轮廓异常鲜明，鼻梁正直，口形丰满，眼窝儿略深，构成了眼眶周围一圈淡淡的黑晕。双目湿渌渌的，很象一对沉静温顺的羚羊的眼睛。有人说她下巴稍许尖了一点。那里加道，不是那么一个尖溜溜的下巴，整个脸盘就会显得过于呆板，没有那样生动了。

　　大家就阮氏丁香无可挑剔的容貌称道了—番，最后陶坷不无遗憾地说：

　　“真是的，你们的领导人，为什么不珍视‘东方美女之园’的光荣，偏要追求‘世界第三军事强国’的地位呢？”

　　小陈还没有完全译出陶坷的话，女俘们已经大笑起来。

                     三
这实在是一个十分精明的步骤，等于沿中国边界，部署了一支不必发放军服的庞大的军队。

　　一天大家正在葡萄架下说笑，阿方跑来了。

　　阿方不满四周岁，在战俘名册上当然没有登记他，只是在他母亲范氏碧的名字下边附注了一笔。女冲锋队员范氏碧由于受伤过重，在野战医院抢救了几天，输了九百多毫升血，终于没有能把这位年轻的母亲救活转来。范氏碧死后，阿方留给女俘队，大家轮流照看着。

　　范氏碧是河南宁省山区的一个中学生。她和年龄相仿佛的许多女孩子一样，都迫切想离开农村，觉得奔出去，总比留在村子里强。这种要求，和上边的号召很容易吻合。这几年来，越南当局以参加开发北部边疆为号召，从内地招收了大批中学生到中越边境来，分配在新建的林场、农场、砖瓦场、养鱼场当工人。答应他们先在这里干一段时间，如果政治上劳动上表现好，以后河内来招工，可以优先推荐去。到首都去堂堂正正当一名国家工人，对山区一个农家孩子来说，吸引力之大，足以使他们根本不考虑这种诺言是否能够兑现。许多青年都争先恐后地响应号召。

　　把大批有文化的京族男女青年送到边疆来，一可以屯田生产；二可以改变当地少数民族人口过于集中的局面，逐步“净化”边疆；三可以组成青年冲锋队，适应战时需要。这实在是一个十分精明的步骤，等于沿中国边界，部署了一支不必发放军服的庞大的军队。

　　范氏碧差一个学期中学就毕业了，看见高班同学不少报名到边疆去，也跟着报了名。回家和妈妈一说，妈妈不让去。

　　范氏碧说服母亲：“妈！不讲响应国家号召吧，对家里也好哇。每个月除了交伙食，能净拿四十五元钱回来哩！有机会我常回来看你，路上也不用花钱买汽车票，林场的车子来来往往的，搭个卡车方便得很。”

　　妈妈摇头说：“你说得比唱戏还好听，这样便宜的事儿，还轮得到你吗？”

　　“县上的同志亲口讲的，错不了。”女儿保证说。

　　“我不放心，总觉得你会出事的。”

　　“能出什么事呢？”

　　“难讲。路上去搭卡车，就比不得买票坐客车。司机都是那么好心吗？你一个人，坐在他的司机蓬里。……”

　　“哎哟！妈！你看你，总把人想得那么坏。也不是我一个人去，几个同学讲好了，保持集体行动，进厕所也要有两个人以上。”

　　好说歹说，妈妈才同意先去干一个月试试看，不行就回来。老人总还是悬着一颗心，她问女儿：

　　“干了一个月，卡住不放人回来可怎么办？”

　　范氏碧笑着说：“你是多余的担心，讲好了的，来去有个人自由。兄弟姐妹多的人不敢担保，我是一个独养女儿，凭哪一条规定扣住我不放。”

　　造林工人劳动强度很高，范氏碧强撑着干了一个月，就提出要回家。妈妈多余担心的事情果然发生了，领导上讲，她的要求，作为一个胡志明共育团员来讲，实在太不应该了。到林场来的一批又一批工人，都是决心长期参加边疆建设的，哪有试着干一个月就走的。再说，现在也晚了，原籍已经注销了户口。在这个共和国里，没有户口就等于没有了一切，其中最要害的包括没有了你的口粮，放你回去又怎么办呢？和范氏碧一起的几个女孩子大哭大闹了一场，这是她们所能采取的最后的手段了。哭闹过后，只好寻找当林场工人的几样好处，用来自己宽慰自己一番。毕竟每个月可以到公路边那个小邮电所，奇一次钱回家去。她们想象得出，填写了自己名字的汇款单寄到村子里，留在村上的姑娘们看见，将会是怎样羡慕呀。

　　没过几个月，范氏碧和本场的一个工人结婚了，男的比她大两岁，虚岁十九。在林场结—个婚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省去了让新婚夫妇苦于无力筹办的多少事情。大家帮把手，用竹蔑、泥巴为他们盖起了两间小屋，把两顶单人蚊账拼凑成了一顶双人的，就算一切齐备了。又过了没多久，范氏碧作母亲了，生了阿方。人们脑子随便转一下，就会计算出来，她的这个儿子是在婚前三个月有的。不过没有谁为这桩事说长道短，在如此边远的班通林场，人们不大操这种闲心的。人们很高兴，又添了一个会哭会笑的小玩意儿，为枯燥沉闷的林区生活增添了多少欢乐。去烧荒种树，去搞军事训练，或是去小集镇上赶街，少不了要带着阿方。小家伙浑身上下光榴溜的，肉乎乎的，实在惹人喜欢，这个抱过来，那个又抢着接过去。……

　　现在阿方成了孤儿了，女俘们很可怜这孩子，看见他哭，都忍不住眼圈儿发红。可是轮到谁来照看他，又有些缩手缩脚，顾虑很大。阿方的父母亲是在举枪向中国人投降的时候，作为背叛祖国的罪人，由自己人执行战场纪律打死的。谁敢热心替这种人照看孩子呢？起初只好由我们的女同志带着阿方，后来，还是阮氏丁香主动要求担负这个任务。阿方一连发烧几天，不好好吃东西，在昏迷中哭喊着爸爸妈妈。阮氏丁香带阿方睡，喂水喂药，细心照料着。俘管所没有儿童衣服，阮氏丁香就替阿方把一件大衣服，重新剪裁，改得合身了，小家伙穿上蛮神气的。这一来，也为别的女俘解除了顾虑，她们相互仗胆说，照顾一下刚刚学会说话的一位同胞，构成不了多大的罪过。黄氏水、何氏瑶几个人，也开始积极地来护理阿方，这孩子的病很快就好了。……

　　一见阿方跑过来，陶坷弯腰把他抱起，他伸手就从长长下垂的一串葡萄上揪下一颗，要往嘴里塞。

　　“不能吃，又酸又苦！”陶坷警告说。

　　“不，是甜的。”

　　阿方不听，咬了一口，酸得直摇头，连忙往外吐，吐得衣服上好多脏水。

　　阮氏丁香把阿方接过来，替他擦干净衣服；一下想起来说：

　　“我们要能给阿方织一件毛衣就好了。”

　　黄氏水响应说：“我会一种儿童式样，织出来你们看，大方极了。”

　　“要买毛线，哪里来的钱呢？”何氏瑶提出了困难。

　　战俘每人每月发给五元零用费，由中队统一保管，在宿舍里挂一个小本子．谁支用多少，登记在本子上，支完为止。男俘们主要是买“三七烟”。女俘们可买的就多丁，黑丝绸、的确凉、方纱巾、尼龙袜、花露水、擦脸没、松紧带、别针、发卡、按扣、梳子、镜子、手帕。……也有的三二两两协商好，先把钱集中给一个人，买纯羊毛的线来打毛衣，下月的钱又集中给另一个人。阿方是一个例外，没有他的供应标准，让他顶母亲的名字，先支用了本月的零用费。阮氏丁香做主，替阿方买了奶粉、糖果等等，现在想为他织一件毛衣，就没钱了。女俘队的小本子上不可能还有活动余地，男俘里不抽烟的人，也许能有钱。黄氏水和何氏瑶立时跑到就近的男俘宿舍，想找人借几元钱。

　　她们俩先去翻看那个登记本儿。一个叫武如乙的男俘，抽烟很凶的，在他的名下，一个钱还没有支用过。两个姑娘向他张口了。

　　“你们要钱买什么？”武如乙问。

　　黄氏水说：“我们想替阿方织一件毛衣，—下雨，他冻得发抖。”

　　“唔！你们是来为范氏碧的儿子募捐的。”

　　何氏瑶声明说：“不！是借你的，下月就还你。”

　　武如乙冷笑说：“对不起，你们找错了人，我没有钱了。”

　　黄氏水指着登记本子说：“你骗谁，你的名字下面是空白着的。”

　　“我的名字下面，要永远保持清白！”武加乙颇有些慷慨激昂。

　　武如乙自称是河南宁省地质局的技术员，大家知道，这并不是他的真实身分。看见他那一副不怀善意的脸相，何氏瑶不敢再讲什么，她拉着女伴要走。黄氏水气了，涨红着脸和武如乙争辩起来。正是午休时间，大家劝他们不要吵，劝解不开。

　　黄氏水说：“你真是保持清白，就不要吃俘管所的饭，不要喝俘管所的水。”

　　武如乙摆出居高临下的姿态说，“我不和你嚷，只提醒你一句，不要忘记自己是—个越南人，中国钞票不是那么好拿来就用的。”

　　“为什么不能用，这是战俘有权享受的正常待遇。”

　　武如乙挤眉弄眼地嘲笑说：“那就请你们正常地享受去好了，不要把我扯进去，我是决不沾手的。”

　　黄氏水报以嘲弄说；“可是别人用中国钞票买了中国烟，你伸手要来就吸，吸完了一吱又伸手要。”

　　男俘宿舍里一阵哄堂大笑，武如乙感到有些难堪。他恼怒地放下了蚊帐，边脱掉衣服边嚷嚷着说：

　　“睡觉了，睡觉了！没有事的请出去，本人是要脱光了睡的。”

　　何氏瑶吓的扭头就往外跑，黄氏水却向武如乙冲过去，一对怒火燃烧的眼睛逼视着他说：

　　“蹲着尿的我见多了，站着尿的还没有见过，倒要看看。脱呀！你怎么不脱！”

　　两个姑娘本来兴致很高，要借钱为阿方买毛线，不想弄了这样一场不可开交的吵闹。

　　晚饭过后，一个男俘把大家凑起的十多元钱悄悄送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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