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是一个在冷战史中占据突出地位的重要事件，长期以来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持久关注。对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的缘起，中国学者主要考察了印度方面的因素，认为尼赫鲁坚持同中国进行军事对抗，首先是两个超级大国的作用，印度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左右逢源，声望和国际地位也空前提高。于是尼赫鲁便产生一种错觉，似乎他可以无条件地得到它们的支持。其次是尼赫鲁对中国国内形势的错误估计，在尼赫鲁看来，中国无论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均处于一种涣散或者软弱无力的状态，怎经得起在中印边境地区开辟第二条战线？同时中国学者还分析了印度国内政治以及尼赫鲁个性和情报系统方面的因素。中国官修的中国外交史著作则强调，“1959年以后，由于印度以及美国支持西藏少数上层反动分子武装叛乱，干涉中国内政，继而觊觎中国领土，挑起边界冲突。”[1]
印度学术界对中印边界冲突的研究，拉贾戈帕兰（Rajesh Rajagopalan）的观点具有代表性。他在较为系统利用印度方面的资料后认为，印度决策者决定以武力将中国军队“赶出”，主要是由于印度决策者相信：第一，对印度“前进政策”的实施，中国只是在西段有争议的地区采取行动，在东段则不会如此；第二，中国当时面临各种严重的国内外问题，不会向印度发起进攻；第三，印度在东段的军事力量要强于中国。所以，印度决策者相信，印度可以放手采取局部的行动，而不会冒冲突逐步升级的风险。他还强调，中美敌对关系和中苏之间正在出现的分裂，使得印度可以通过同两个超级大国建立非正式的以及互不冲突的关系，来形成对中国的威慑。但这并不是印度方面精心策划的政策，也未意识到中苏分裂的程度。当苏联暂时搁置其同中国的分歧，以便在古巴导弹危机中获得中国支持的时候，印度的威慑态势就崩溃了。更为糟糕的是，印度并未意识到这种威慑态势的崩溃。印度军队的部署反映出一种政治信念，即不可能同中国发生全面的敌对。因此，印度政策的失败是以敌对开始为标志的，而不是印度军队的战败。他还分析了古巴导弹危机在促成中国采取军事行动的决策中所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2]
在印度学者其他较为重要的研究中，兰加纳坦（C.V.Ranganathan）和卡纳（Vinod
C.Khanna）认为，由于中国存在着国内的困难，大跃进的失败导致了全国性的饥荒和其他方面的困难，中国领导人通过对外采取军事行动保持人民对其统治的信任。中国领导人期望通过这样的军事行动向世界表明自己的政府制度和经济发展的效率。中国还希望通过军事行动来阻挠印度的经济发展计划，并破坏印度的民主制度。他们着重考察了中苏关系的变化对中印关系的影响，指出从1959开始苏联就关注中印关系，苏联所采取的中立立场，是促成中苏分裂的一个原因。他们强调，对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所持有的看待国际关系的观点，毛泽东表示了强烈而坚决的反对，这对印度产生了极为消极的影响。因此“在毛泽东看来，苏联同印度的友好关系，表明所有的错误都是苏联引起的。”中国特别想向苏联显示：印度的不结盟是一个神话，印度实际上已经是西方阵营的追随者，因此苏联同不结盟国家保持友好关系的政策是错误的。[3]在这个问题上，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期间任印度驻华使馆临时代办的班纳吉（Purnendu
Kumar Banerjee
）也持同样观点，中国革命成功的经验使毛泽东相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地位应该从莫斯科转到北京，应该从赫鲁晓夫转到毛泽东。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毛泽东最先关注的地区就是亚洲和非洲那些同中国有着相同经济和政治状况的国家，首要的目标就选择了地理位置最靠近中国和最有影响的最大国家印度。“进攻和颠覆是毛的战略的第一步，如果印度垮台了，印度共产党将夺取政权，其他亚洲国家将会纷纷效仿这一模式。”[4]
而俄罗斯学者从中苏关系的变化特别是导致中苏分裂的原因研究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他们强调指出，中印边界冲突和古巴导弹危机是中苏关系发展的一个“转折点”，标志着两国关系公开破裂的开始。[5]
从上述学术发展史看，中国和印度两国学界的论点截然相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新近解密的美国、苏联的外交档案以及中国和印度方面的相关资料，为从更为广阔的国际史的视角探讨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提供了可资深入研究的史料基础。通过重新考察印度独立后印度外交政策的实质，可以看出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是尼赫鲁外交政策的必然结果。同样，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体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革命外交”的理论和实践，而非简单的边界问题。在边界冲突的背后，所显示的是中国在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国际战略问题上同苏联存在的根本分歧，并成为中苏论战的重要内容和中苏分裂的重要起因及标志。因此，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不仅仅只是中国和印度两个国家在边界地区所发生的军事冲突，对冷战以及大国关系而言，这一事件具有更为广泛的意义。
印度独立后外交的实质和印度对中印边界问题的政策
有关印度独立后的外交政策的评价，一般研究认为，由于尼赫鲁对西方所怀有的深深的怀疑，同时也由于美国对亚洲民族主义反应的不确定性，因此对尼赫鲁而言，采取不结盟的政策就成为合乎逻辑的选择。[6]从战后的一段时间看，尼赫鲁确实希望推行这种政策。1947年1月，尼赫鲁在给他的外交事务的主要助手、驻华大使K.P.S.梅农（K.P.S.Menon
）的指示中强调了印度外交的基本原则。尼赫鲁说：“我们的基本政策是避免为大国政治所纠缠，不加入任何大国集团。当今世界上两大领导集团是俄国集团和美国集团，我们必须同两者友好而又不加入任何一方。美苏两国除了彼此极端猜疑外，还怀疑其他的国家，这就给我们的政策选择增加了难度，它们会怀疑我们倾向其中一方，这对印度毫无益处。我们的外交政策从根本上讲是取决于我们的国内政策，这一政策决不是反对共产主义，相反它明确反对印度共产党。然而在印度，不仅存在一股很强大并持续上升的赞成社会主义社会秩序的某种模糊的情感，而且还有对美国的深厚友谊，并期待美国在许多领域特别是科技领域帮助印度。苏联作为我们的邻邦，我们将注定同它发生密切的关系，我们不能因为其他国家的不满而与俄国敌对，当然我们也不能同美国敌对。”至于同中国的关系，尼赫鲁认为，中印两国将“继续友好下去”，[7]但他显然意识到印度和中国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尼赫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就表露了这种担忧，他说：“自从中国革命以来，我们自然不得不考虑新中国将以何种面目出现。我们认识到，这次革命在亚洲和全世界以及对我们自己来说，都是一个重大的事件。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强大的中国一般来说是崇尚对外扩张的，考虑到中国一旦强大就会产生内在的扩张动力，我们已意识到印度面临的危险，这种危险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日益显露出来。如果有人以为我们在推行政策时没有认识到这种危险，那他就大错特错了。”[8]
从实践上看，尼赫鲁的上述政策主要服务于两个战略目标：印度的大国地位和国家安全。尼赫鲁在1946年3月对此作了明确的表述，他指出：世界的中心舞台正在从欧洲转移到亚洲，印度地处东西方之间，这种地缘战略位置使它在东西方国家关系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成为东西方之间不同思想和力量的汇合点。同时尼赫鲁还强调，“有些国家可能会垂涎印度，但其他国家会行动起来阻止这种可能，没有任何国家会允许其他国家取得对印度的统治权，如果一旦发生侵略，其他所有的国家就会阻止和挫败侵略者，这种对抗本身就是使印度免于侵略的最好保证。”[9]
然而，印度国内的形势特别是冷战的发展，对印度的外交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首先是战后初期印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灾荒和经济困难，迫使印度不得不向西方国家特别是向美国提出经济援助的请求，但重要的是印度在要求美国援助时所提出的理由。1947年2月26日，印度驻美国大使阿萨夫·阿里（Asaf
Ali）拜会美国国务卿马歇尔（George Marshall
），要求美国向印度提供经济和粮食援助。阿里表示，“如果印度强大起来，它就会成为世界上反对那个已经把其阴影笼罩在欧亚大陆的强大的北方邻国的一个堡垒……由于印度左右两翼都是一些弱小的国家，印度可以成为这些弱国的强有力的中心。”[10]
为了进一步加深西方特别是美国对印度外交政策实质的认识，尼赫鲁在1948年3月18日就印度外交政策发表的演说中强调：由于形势变化的不确定性，“到时候我们也许不得不有所选择，甚至选择同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结盟，对此我毫不讳言。只要这个帝国主义国家和另外一个相比不那么的罪恶昭彰。”在此之前，尼赫鲁指示外交部致函美国驻印度大使格拉迪（Henry
Grady
），其中强调：一旦爆发世界大战，对印度而言，加入苏联一方是不可想象的。[11]3月20日，印度驻苏联大使潘迪特夫人（Vijay
Laxmi Pandit）受命约见美国驻苏大使史密斯（Walter Bedell Smith
），强调了尼赫鲁政府对苏联支持印度共产党的极端不满。潘迪特夫人表示，“尼赫鲁和印度绝大多数领导人已决定和西方保持天然的联盟，只是受到诸多因素的限制，比如地理位置的限制和军事上的薄弱等等，因此尼赫鲁还不能公开谈论在军事上加入西方的问题。”潘迪特夫人还强调，如果美国能够援助印度解决国内困难，印度将能在国际社会发挥更大的作用。[12]1948年4月，印度外交秘书长巴杰帕伊（GirjaShankar
Bajpai）访问美国时对美国官员反复表示了印度对苏联的不满并呼吁美国支持印度。巴杰帕伊根据尼赫鲁的指示，特别解释了印度之所以不能同美国结盟，是因为担心苏联的威胁以及出于国内政治的考虑。他说，美国把印度看作是苏联阵营中的一员是错误的，一旦爆发战争，“印度只能同那些信奉自由和民主理念的国家并肩作战”，而且美国是能够援助印度的唯一国家。[13]巴杰帕伊还向格拉迪大使明确表示：印度的中立更倾向美国。[14]
为了尽快获得美国的援助，尼赫鲁在1948年极力主张同美国签署商业和航空条约。为推动谈判进程，尼赫鲁在1948年8月指示说：“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和最富有的国家，因此有能力给予印度极大的帮助，没有任何理由使我们不去获得这种帮助以及消除我们之间存在摩擦的根源。”他还在1949年1月对具有强烈反美情绪的高级助手、印度驻联合国大使V.K.梅农（V.K.Menon
）说：“我们为什么不多少与美国结盟来加强我们自己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呢？”[15]尼赫鲁无疑认为，“命运和形势已经将巨大的责任压在美国的肩上，同样，命运和形势也已经将印度置于亚洲的一个特殊的位置。”[16]为了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尼赫鲁决定1949年10月访问美国，并对美国采取了更加积极的行动。尼赫鲁在1949年4月任命他的妹妹、驻苏前大使潘迪特夫人为驻美大使，同时还放松了美英对印度投资的限制。4月22日，尼赫鲁在印度人民院发表演说，公开表明印度将更加倾向美国。尼赫鲁指出：“当我说我们不应同任何一个大国集团结盟的时候，很明显，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与这些国家的关系的亲疏完全一致。目前你们可以看到，我们事实上同西方世界某些国家的关系就比同其他国家的关系亲密得多，它部分源于历史原因，部分是由于其他因素，这种亲密关系无疑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而且我们将会全力推动这种关系的发展。”[17]
冷战初期苏联对印度的外交政策也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尼赫鲁倒向美国。尼赫鲁希望独立后的印度同苏联发展关系，他在1946年称苏联是“我们在亚洲的邻邦”，应该从事“共同的任务，彼此进行更多的合作”。[18]但斯大林时期苏联外交以两大阵营来划分敌我，因此对印度的外交明显包含了意识形态的因素。[19]1947年12月的《布尔什维克》杂志发表了苏联著名印度问题专家祖科夫（E.Zhukov
）的文章，呼吁印度共产党通过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领导印度的民族解放运动。苏联领导人显然认为印度推行的并非是“不结盟”的中立政策，《真理报》1949年的一篇文章明确指出，尼赫鲁政府逐步把印度变成“英美帝国主义在东方的宪兵”。[20]斯大林时期苏联和印度的经济关系，清楚地反映了这一时期苏联对印政策的基本定向。苏联从印度的进口额，从1948年的1620万美元，下降到1953年的70万美元；同时期苏联对印度的出口额，也从980万美元下降到90万美元。[21]
对共产主义的认识和理解，是尼赫鲁推行上述政策的一个重要缘由，他多次公开表明自己反对共产主义的立场。尼赫鲁曾明确指出：他厌恶共产主义，“尽管它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是由于它的死板，特别是由于它忽视某些基本的人性要求，它还是要遭到失败的。共产党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谈的很多，他们的分析是有道理的。可是我们看到，共产主义本身的死板框子内部的矛盾正日益增长。它对个人自由的压制引起强烈的反动力。共产党人鄙弃可以谓之生活的道德面和精神面的那种东西，他们不仅忽视人的基本东西，而且破坏人的行为准则，贬低它的价值。共产主义和暴力的不幸联系助长了人的某种有害倾向的发展。”基于这种理念，在尼赫鲁的默许下，印度各省宣布印度共产党为非法组织，封闭其出版物，逮捕其领袖和大批党员。尼赫鲁同样谴责苏联对匈牙利事件的镇压，认为匈牙利人民的尊严和自由遭到了践踏；同时由于使用武力来镇压人民和实现政治目的，和平共处原则的精神也遭到了破坏。[22]在1956年12月访问美国同艾森豪威尔的会谈中，尼赫鲁更是公开宣称：“布达佩斯的起义敲响了国际共产主义的丧钟。”[23]
更为重要的是，尼赫鲁把反对殖民主义同“抵抗共产主义在亚洲的扩张”联系起来。尼赫鲁对美国官员表示，印度对殖民统治的反应并不是针对美国的，因为在亚洲反对殖民主义是对付共产主义的良策，“如果印度不能在消除欧洲帝国主义的最后残余的斗争中发挥领导作用，苏联就会这样做，其结果将是共产主义在亚洲的蔓延。”[24]1948年尼赫鲁同马歇尔在巴黎会晤时，反复强调印度可以成为亚洲稳定的重要力量。尼赫鲁指出：“印度为自己工作就是为亚洲工作，特别是考虑到中国事态的灾难性发展后更是如此。”尼赫鲁强调印度同缅甸、锡兰和印尼的密切关系以及对这些国家强大的影响力，他说自己对共产主义在亚洲的影响有着清醒的认识，如果不坚决反对殖民主义，苏联的影响将会得到进一步的加强。[25]1948年12月17日，印度驻美大使拉玛·劳（Lama
Rau）要求美国提供贷款和商品时向美国官员表示，由于中国事态的发展，印度“已经严重关切共产主义的扩张问题”，印度只有经济发展才能阻止这种扩张的趋势。巴杰帕伊在12月22日会见美国新任驻印度大使亨德森（LoyWesley
Henderson）时强调指出：“印度的民主制度”和“中国政府的崩溃”使得印度成为亚洲稳定的主要因素，印度应该在国际事务中占有“合乎逻辑的地位”，他还重申印度希望在亚洲同美国合作。[26]
同时，不结盟政策对尼赫鲁来说，也具有实质不同的含义。在南斯拉夫总统铁托1954年底到1955年初访问印度同尼赫鲁发表的联合公报中，双方声明奉行“不结盟政策”，并强调这一政策不是“中立”或“中立主义”，而是“一种积极的、肯定的、建设性的政策，它寻求集体和平，只有它才能真正实现集体安全”。而对于不结盟的基本含义，尼赫鲁则认为是不参加大国集团，如果赋予积极的意义，则是旨在反对为了战争目的的同盟。[27]在1956年12月访问美国同艾森豪威尔的会谈中，尼赫鲁解释了印度的“中立”政策。尼赫鲁说，中立并非是在基于专制和基于民主的政府之间无原则的漠不关心，印度在必要时将有所选择。印度之所以与苏联和中国友好并非自己兴趣所致，而是印度国家安全的需要。
尼赫鲁强调说，印度和中国有1800英里的边界，守卫如此之长的国界线将耗尽国家的资源，这样就肯定不可能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来阻止印度共产党上台。另外，同西方结盟将削弱美国及其盟国，因为印度无力防卫自己，负担将落到盟国身上。[28]因此，经过长期的考虑以及同英国的讨价还价，1949年4月印度最终决定加入英联邦。对此尼赫鲁表示：“如果我们完全同联邦脱离关系，那么，我们一时就要完全孤立了。我们不可能长期完全孤立的，因此不可避免地要为环境所迫而倾向于某一方面或其他方面。那种向某方面或其他方面的倾倒就必须以互惠为基础……换言之，这就可能要求我们承担比目前更多的义务。”[29]对美国而言，鉴于印度此前长期的反英立场、中立主义和反殖政策，印度加入英联邦在很大程度上表明尼赫鲁公开倒向西方集团一边。《纽约时报》称赞印度的决定是“历史性的一步……它不仅促使英联邦前进，而且限制了共产主义的扩张，从而开辟了比大西洋更广阔的防务前景。”而苏联则将印度加入英联邦视为尼赫鲁投靠西方的又一证据，认为尼赫鲁“已经与英国帝国主义和印度反动派作交易来打击印度人民”。[30]
对美国的战略而言，遏制中国是美国发展同印度关系的重要考虑。杜勒斯的一句话可以明确表明冷战初期美国对印度政策的实质。杜勒斯指出：“印度是全世界最大的自治国家。它同共产党中国约有2000英里的共同疆界。现在这两国之间出现了这样一种竞争：是自由方法还是警察国家方法能实现更好的社会进步。这种竞争直接影响这两个国家的八亿人民，它的结果最后也会影响整个人类，包括我们自己在内。适当地继续给予印度某种技术援助和物资，使它能完成它的五年计划，是完全符合我们的利益的。”[31]肯尼迪更加重视发展同印度的关系。他在1958年发表文章指出：在所有的第三世界的国家中，印度已经成功选择了在民主制度下发展的道路，“如果印度崩溃了，整个亚洲都会失去”。肯尼迪还强调，假如印度内部发生分裂或与中国一起加入共产主义阵营，那么“自由世界将不再是自由世界了。”[32]更为重要的是肯尼迪认为，“印度和中国的斗争，是两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为争夺东方的领导权、争取全亚洲的尊敬以及寻找机会证明谁的生活方式更美好而进行的斗争。这种斗争的结果将极大的影响整个亚洲的前途，影响共产党国家和自由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而且必然影响我国的安全和地位。”肯尼迪强调：“我们希望印度在这场与共产党中国的竞赛中获胜，我们希望印度成为自由繁荣的亚洲的一个自由繁荣的领袖。”[33]
因此，美国和印度的关系在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时期得到很大的发展。1957年年初，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了大规模援助印度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5701号文件。艾森豪威尔在批准这一文件时强调：“美国对外援助的基本目标是向非共产党的政府提供援助，以避免它们陷入苏联的统治之中。假如我们不援助印度这样的国家，苏维埃俄国肯定会那样做。”[34]1958年3月初，美国宣布向印度提供2.25亿美元的贷款。在肯尼迪任内，美国进一步发展同印度的关系。1961年5月，美国国会拨款5亿美元援助印度的经济发展。在加尔布雷斯（JohnK.Galbraith）担任驻印大使期间，美国每年对印度的经济援助约为6.7亿美元。肯尼迪表示，他看不出“在没有印度的情况下如何对付共产党中国”。[35]同时，肯尼迪政府内亲印势力也非常强大，国务院的官员强调，印度对美国的战略利益来说是一笔财富，如果处理得当，美国将同世界上第二个最大的国家建立事实上的同盟关系，在适当的情况下甚至使之成为一个正式的盟国；这样，印度大约100万军队将会有助于减轻中共对东南亚的压力。[36]
由于印度同美国关系的迅速发展以及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对印度政策的变化，直接导致尼赫鲁在中印边界问题上采取强硬的立场。早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的时候，印度有关决策层就认为，中国这一行动的结果使得中国人“几乎来到我们的大门口”，从而给印度造成严重的威胁，建议对北部和东北部边境的防务早做准备。[37]为此，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SardarPanikkar）设想以印度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换取中国承认麦克马洪线。潘尼迦向尼赫鲁建议：如果中国在将来提出边界问题，最好的行动路线就是拒绝讨论边界问题，并采取尼赫鲁已经公开宣称的官方立场，即位于麦克马洪线印度一侧的领土不是讨论的议题。[38]到1954年，尼赫鲁已经决定采取上述方法处理整个北部边界问题，而不仅仅是东段，印度出版的地图反映了这一政策。1954年《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签订后不久，尼赫鲁即指示有关部门：印度对待北部边境的态度应该是“坚定和明确的，是不能同任何人讨论的一个问题。应该将边界哨所制度推广到整个北部边界。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在那些被认为是有争议的地区也设立哨所。”[39]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1961年11月2日印度决策层最终形成了有关“前进政策”的指令，主要有以下三点重要内容：“一、关于拉达克，我们要从目前的阵地朝着国际边界尽可能地向前推进巡逻。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建立我们的哨所，以阻止中国继续向前推进，并制止中国利用他们已经在我国领土建立的任何哨所来进行控制。在这样做的时候，除进行自卫的必要外，必须避免同中国军队发生冲突。二、在北方邦和其他北部地区，没有像拉达克那样困难。因此，我们应按照实际可能向前推进，把整个边境地带加以有效占领。如有任何空隙，必须以进行巡逻或建立哨所的方式弥补。三、鉴于军事行动上和行政管理上的许多困难，应沿着我国边界努力集中兵力，驻扎于前沿哨所后面适当的地方，以便这些哨所能够得到后勤供应，并一旦接到通知，就能立即开赴边界以恢复那里的局势。”[40]
随后，印度加紧进行军事部署以实施这一政策。在1962年9月22日国防部和外交部的联合会议上，外交部秘书长拉·库·尼赫鲁（Ratan
Kumar Nehru
）说，政府的立场是，“我们绝不能接受任何对东北边境特区之国境线的侵犯”，同时还应加强多拉地区的力量，“把中国人赶出我们的领土，即便是遭致中国人在我们力量薄弱的拉达克地区的反应为代价，否则我们会丢失更多的领土。”陆军参谋长塔帕尔当时要求把“将中国人从多拉赶出去”的命令记录下来。[41]这样，从1959年到1962年，印度方面共在中印边界地区建立了43个哨所。
另一方面，印度方面早在中印边界冲突之前就寻求美国的外交支持和军事援助。美国参议员威利·史密斯（Willy
Smith
）1959年5月访问印度后，对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说，尼赫鲁及其亲密顾问在同他的会谈中，都表示了对中国的担忧。[42]虽然美国国务卿赫脱（ChristianHerter）曾暗示，美国对中印边界问题在相当程度上不能确定印度和中国各自要求的是非曲直。[43]但美国的冷战战略使得美国采取全面支持印度的立场。艾森豪威尔1959年年底访问印度时向尼赫鲁保证，一旦印度和中国发生冲突，美国将采取强有力的措施确保巴基斯坦保持中立。1961年3月，尼赫鲁对来访的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明确表示，“对世界的危险来自北京而不是来自莫斯科”。他还强调，中国的侵略意图正处于高峰时期，形势是危险的。1962年3月副国务卿鲍尔斯（Chester
Bowles）访问印度时，同积极推行“前进政策”的考尔将军（B.M.Kaul）会谈。考尔问鲍尔斯：在中国公开入侵的情况下，美国是否会向印度提供军事援助。鲍尔斯回答说，他个人认为美国会提供援助。为此考尔要求美国派高级军官秘密访问印度，双方协商为上述情况准备一个应急计划。
[44]10月12日，考尔同美国大使加尔布雷斯会谈时进一步表示，印度打算把中国军队赶出印度的领土，但尼赫鲁和梅农尚未充分理解这一任务的困难性，为此考尔强调，“只有在美国的帮助下才可能完成这一任务”。为了获得美国的援助，考尔甚至告诉这位美国大使，他已经劝告政府放弃对不结盟政策的承诺。[45]10月18日，尼赫鲁从锡兰回国后在同加尔布雷斯的会谈中，强调印度已经决定要把中国军队赶出印度的领土，不管是需要一年、五年或者是十年的时间。尼赫鲁指出，印度不会使用所有力量，主要是“使用地面部队保持对中国的长期压力”，这一措施也会扩展到中印边界西段。加尔布雷斯表示，美国支持尼赫鲁的这一政策。[46] |
